11月03日，在北京2017·问道香山《周易》与现代管理研讨会的现场，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涛教授做了“余敦康先生易学研究成就”的主题发言。 张涛教授指出，余先生的学术旨趣从未脱离国家文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性问题，也一度力图解决时下所遇到的新问题。余先生主张“根据对未来的展望来重新认识传统，并上升为理性的自觉，最终建立起既能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又能够适应当代社会发展，且与世界优秀的文化沟通、互融的哲学精神和价值理念。” 在谈到余先生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范时，张涛教授称赞说“余先生经世治民的治学理念、“人能弘道”的担当意识、综合创新的学术自信、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颇具一代学术大师的气度”！说到这里，在座的各位嘉宾不由得为此鼓掌。 接下来，张涛教授谈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余敦康先生的学术兴趣转移到易学研究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易学著作，在《周易》经传性质、《周易》经传思想的核心价值、易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以及易学的当代价值等方面均有创获，为推动当代易学研究乃至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深化和发展贡献卓著。 关于《周易》经传性质的研究方面，余先生认为“在先秦时期，易学并没有固定的学派属性，《周易》也不是专属于儒家的经典”。就总的趋势而言，儒家往往要从道家那里借鉴自然主义的思想，道家也往往要从儒家那里汲取人文主义的营养来补充自己，从而在中国思想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儒道互补的基本格局。余先生认为，《周易》的思想模式代表了一种儒道互补的新型的世界观。所以他认同《易传》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之论点。余先生此举对于思考中国哲学的起源与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启发意义。 对于《周易》经传思想核心价值的诠释，是余先生易学研究的另一贡献。《周易》经传中蕴涵有丰富而宝贵的和谐思想，余先生立足当代，对此作了系统诠释：就价值理想而言，一个以“太和”为最高天人和谐的“易道”，实质上就是《易传》思想体系中统贯着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体之学。这样《周易》自觉地接上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源头，融汇为一种代表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和谐之道，也最能全面地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理想。余先生还深刻地揭示了《周易》和谐思想中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认为《周易》主张和谐、讨论治乱兴衰的规律，实为拨乱反正之书。历代有识之士往往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从《周易》经传中寻找拨乱反正的理论根据，这就在中国的政治文明中形成了一种以《易传》和谐思想为主导的传统。余先生此论，有助于我们持续深入地研究《周易》的政治智慧，更好地理解“易道”的特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想。 在治易理念和方法上的开拓创新，余敦康先生的贡献也十分突出。在中国易学发展演变的历程中，曾出现过许多流派，清代四库馆臣将其总结为“两派六宗”。余先生强调，我们的易学研究，应该实现从“描述的水平”向“理论的高度”的提升，他本人已不再满足于对具有“理论的高度”的“大而无当的问题”的哲学思辨，而是对易学思想的时代功能选择展开深入思考，这在其宋代易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余先生对于传统易学加以诠释的出发点，是力图描绘出经先秦积淀而形成的“易道”，即《周易》的思想精髓在不同历史时期外化发展的过程。这种“外化”主要表现为通过政治决策的合理化，实现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完成内圣外王的贯通。在具体研究中，余先生做到了“我和经典构成一个‘视界的融合’”，不仅很好地将思辨阐释与史实考辨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也使学术思潮与政治发展互动交融，可谓是将历史实证与理论分析紧密结合的研究范例。 余先生对于易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当代价值也格外重视、极力彰显。他认为，尽管中国历史上很多典籍都提到了“和谐”这一理念，但是将其提升到哲学高度的，最为主要的就是《周易》。中国的智慧在《周易》，《周易》的智慧在和谐。和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同时也关乎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与此相联系，余先生强调，《周易》智慧，特别是其“涉世妙用”，是一座发掘不尽的宝藏，对我们当代社会的各项事业也能够起到某种指导和借鉴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近年中国传统文化强势回归的大背景下，余先生对包括《周易》在内的国学经典的普及、推广也特别重视，做了大量工作，从而铸就了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功典范。
